四川古称巴蜀，自古至今，多产美酒。
汉朝时，四川酒首先以文君当垆的典故而引人人胜。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文士，早年家贫，依傍临邛大户卓王孙。卓氏有女名文君，慕相如才学，与之私奔，夫妻开酒肆为业，以至发富。从此，巴蜀美酒以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揭开了酒史之扉页。以后各代，或以相如、文君之遗迹为酿酒场所，或以佳人之名而号其酒。借古韵而售新酒，这在巴蜀之地已成千年风气。
四川酒跨人华夏名酒行列是在盛唐时期，首先以“烧春”而闻名天下。《唐国史补》卷下就列有“剑南之烧春”的雅名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成都土贡“生春酒”。当然，这种烧春酒，绝非后世之烧酒。烧，是巴蜀居民对土法酿酒的一种称呼。雍陶《到蜀后记途中经历》诗云：“自到成都烧酒熟。”杜甫《送路六侍御入朝》诗云：“剑南春色还无损，触忤愁人到酒边。”“剑南烧春”以其独特的风味，而博得世人的赞赏。当时，成都和戎州的酒声名大振。成都是唐朝剑南节度使的治所，也是四川的酿酒中心，由此汇集了众多的酒家作坊。诗人李商隐曾有“美酒成都堪；送老”的吟唱。戎州（治所在今南溪县）在唐朝时亦出产春酒。杜甫《宴戎州杨使君东楼》诗云：“重碧拈春酒，轻红擘荔枝。”戎州春酒属巴蜀名品，直到宋朝，声望犹在，不过借用杜甫诗典而改名“重碧”而已。
宋朝时，戎州开始出产荔枝酒。荔枝为戎州特产，相传杨贵妃索取荔枝，就来自此地。宋人以荔枝酝酿，使之成为著名果酒。黄庭坚《廖致平送绿荔枝，王公权送荔枝绿酒，俱为戎州第一》诗云：“王公权家荔枝绿，廖致平家绿荔枝。试倾一杯重碧色，快剥千颗轻红肌。”后来，荔枝酒又成为戎州的名贡产品。
今四川奉节一带，自南北朝以来就出产好酒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巴乡村村人善酿酒，故俗称巴乡清。”《蜀中广记》也记载：“永安宫西有巴乡村，善酿酒，名巴乡清。”巴乡酒，产于奉节、云阳一带，唐时称为曲米春。杜甫《拨闷》诗云：“闻道云安曲米春，才倾一盏即醺人。”曲米春号称唐酒诸春之一，到宋朝时，风味犹自不衰。
嘉州，今乐山，从唐朝开始出产美酒，并得到杜甫的夸奖。杜甫《狂歌行赠四兄》诗云：“今年思我来嘉州，嘉州酒重花绕楼。楼头吃酒楼下卧，长歌短吟还相酬。”宋朝时，苏轼品尝嘉州酒后，亦为之作诗赞美，有《送张嘉州》诗云：“但愿身为汉嘉守，载酒时作凌云游。笑说万事真何有，一时付出东岩酒。”东岩酒，乃嘉州名酿。
青城山是道家的著名洞天，唐时曾酿制乳酒。杜甫《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》诗云：“山瓶乳酒下青云，气味浓香幸见分。鸣鞭走送怜渔父，洗盏开尝对马军。”由此可知，青城山乳酒，是道家酒的一种上乘佳酿。
宋朝时，四川各地涌现出一批名酒。张能臣《酒名记》就载有十六种，陆游在《剑南诗稿》中记载了眉州出产的“玻璃春”，并注明：“玻璃春，郡酒名也，亦为西川之冠。”此外，见诸名册的四川名酒还有很多。
在巴蜀历史上，郫县出产一种特殊的郫筒酒，为史家津津乐道。据冯时化《酒史》记载：“郫县人刳竹，倾春酿于筒，闭以藕丝，包以蕉叶，信宿香达于竹外，然后断之以献，号郫筒酒。”用竹筒酿酒，是郫县人的一个智思巧创，在中国酒史上别具风韵。
明清时期，四川各地的酿酒大都向蒸馏酒过渡，以烈性著称，首先以泸州酒为带动龙头。大约明万历年间，泸州就出现了优质烈性白酒，接着，绵竹、资阳、宜宾等地，都开始生产白酒。到清朝道光四年，成都也建起了全兴老号酒坊，酿出名酒，即今全兴大曲之前身。1915年，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泸州老窖特曲一举夺得金质奖，为古老的四川烧酒赢得了最高声誉。
清朝初年，巴蜀一度风靡薛涛酒。薛涛是唐代才女，有诗集传世，今城都留有古迹“薛涛井”。清人借前朝才女之名而美其酒，假戏真唱，一时也引起轰动。《鸿雪偶存》记载：“居人汲井为酒，名薛涛酒，甚美。”当然，薛涛酒与文君酒一样，都不过是冠以佳人之名号罢了，但巴蜀名酒的真正价值，早已为历史所公认，并深深地冒在了人们的品饮之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