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汾酒集团的一份“声明”搅动了“白酒江湖”。
事件源于4月22日新京报报道称，很多不同品名的“开发酒”，包装上虽都印有“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”、“杏花村”等字样，但无法查询具体开发商和酒水生产厂名厂址等信息，更有一些不良开发商和经销商借此漏洞，用三无散酒灌装冒充汾酒。
当天下午，汾酒集团发出“声明”并联合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汾阳市公安局对杏花村镇区域酒类市场开展专项检查。截至发稿，累计检查酒类经营商铺33家，己劝产品下架。口头通知关门避查商铺68家，拆除冒用或私用汾酒集团牌匾挂49块。后续行动将持续深入，加强监督、处理，用实际行动肃清销售市场，维护消费者权益。
这些年来，汾酒集团的酒类销售成绩在“白酒江湖”十分亮眼，大有“王者归来”之势。4月26日下午，山西汾酒相继发布了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、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报告显示：
2018年，汾酒实现营业收入93.82亿元，同比增加47.48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.67亿元，同比增加54.01%。2019年第一季度，汾酒实现营业收入40.58亿元，同比增长20.12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.77亿，同比增长22.58%。
93.82亿元——这标志着汾酒业绩创下历史新高！这一成绩，也意味着汾酒实现了连续4年增长，且2018年增长幅度达到47.48%，为近7年新高。同时，此前汾酒集团公布业绩，预计2018年集团营收160亿元，同比增长34%，同样达到了截至目前的业绩巅峰。
不断增长的品牌价值带来了极大的市场利益，也让一些唯利是图、“砂锅捣蒜”的不法经销商利令智昏，走上了冒牌违法之路。给这些短视之人提供可乘之机的，是曾经帮助“大牌生产商”走出困境的“贴牌开发”。“贴牌开发”学名“OEM”，是国际上通用流行的一种“商业模式”，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，很多国际大品牌大企业，都热衷于开展“贴牌加工”业务，尤其家电、手机行业几乎是公开的，比如三星、长虹、东信等。
从酒企的角度来看，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市场增量，其渠道、人员的滞后，成为产能充分释放的“瓶颈”。借助OEM模式，酒企聚合了大量的市场资源，实现了营销高速增长。
但逐利和投机是“贴牌商”的本性，更是“原罪”，“谁的牌子大，就贴谁”——这几乎成了“贴牌商”的直觉。一旦监管不到位，个别“贴牌商”就会耍小聪明，绕开大厂，到便宜的小作坊加工生产。
“贴牌商”这种急功近利，丧失诚信，不顾后果的行为，往往让大生产商背上黑锅，这是最头疼的，也是一个管理难题。在酒企层面，对OEM的最大诟病，就是其稀释了主品牌价值，不利于酒企长远发展。置于整个市场大环境下，经过深度调整之后，品牌力成为支撑酒企高质量发展的“塔基”，相比于OEM过度开发带来的“虚胖”，酒企更看重通过打造战略大单品、品牌升级所练成的“肌肉”。因此，“大生产商”历来对“贴牌开发商”要求严格，绝不手软。
这次汾酒的反应速度可谓快速，处理方式非常得当，其态度赢得了业内外的广泛认可，体现了一个大企业捍卫声誉的决心。事实上，早在2018年伊始，汾酒集团就已经在自查自清“贴牌开发商”了，下半年把“砍削贴牌开发商”正式提到了工作日程，多次开会研究，并且制定了时间表，“刮骨疗毒”为整体上市创造条件，汾酒集团也有望成为五大名白酒大型国企中第一个整体上市的公司。
整体上市之后，名白酒大型国企普遍存在的股份酒、集团酒，在汾酒集团将不复存在。消息传出，“削牌砍商”工作实施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恐慌。个别已经签了合同的贴牌商，尤其是，一些已经定制了不少包材的开发商，似乎感觉“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”，害怕被取缔资格，剩下的包材浪费掉，想抓住“缓冲期”尽快捞一把，有的无视法规，铤而走险，去罐装小作坊的酒。
汾酒的“铁腕”仿佛“英雄帖”、“江湖令”。2019年新春伊始，茅台发布了“砍削贴牌开发商”禁令，从2019年2月18日起，集团全面停止包括茅台酒在内的各子公司定制、贴牌和未经审批产品所涉及业务，相关产品和包材在未经集团允许的情况下，就地封存，不再生产和销售。4月4日，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、五粮液品牌管理事务部向运营商、专卖店下发了《关于清理下架和停止销售“VVV”、“东方娇子”等系列酒品牌的通知》。
这说明，“贴牌开发”这个起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，国际上通用流行的商业模式，不再受到中国大企业的欢迎，或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如果“大生产商”是一颗百年长成的参天大树，“贴牌商”就是“背靠大树”的乘凉人。这次从汾酒开始的“削牌砍商”，更像一次“救赎”，从“大树”的土壤、根系到枝脉，以“舍得有度”的决心和智慧，在白酒江湖深植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意。
